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表明，科学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塑造，这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影响着科学的规模、社会声望和组织方式，还在微观层面上参与知识生产以及知识范式的竞争。其中，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是知识边界，边界的建立、维持、扩张、收缩、移位、削弱或消失成为社会因素与科学互动的重要机制，社会行动者在此过程中获得或失去物质资源、认知权威或合法性。

　　随着“边界”的凸显，不少研究以此为焦点探究学科发展的机制，发现边界建构对于学科形成至关重要。以社会学为例，从历史过程来看，并非先有了这一学科，才有它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之间的边界;恰恰相反，社会学的学科正是通过它与其他领域之间边界的界定才形成的。心理学在德国的发展也如此，在职位紧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生理学家转而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过程及其生理基础，由此形成了既不同于生理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心理学，心理学产生于生理学与哲学之间边界削弱的社会过程之中。 正是基于对边界重要性的认知，阿伯特(Andrew Abbott)指出，当社会行动者以特定方式塑造边界时，社会实体(social entity)才得以出现。边界不再是社会实体理所当然的附庸，与其说先有社会实体，再有不同范畴间的边界，毋宁说先有边界，才有实体。

　　布迪厄对于场域的研究也强调了边界的重要，与阿伯特遥相呼应。在他看来，学科的形成可被理解为聚焦于某种专门知识的场域逐渐发育和独立的过程。场域的形成或变化往往是通过各种场域间边界的重新确定实现的，这意味着场域内的资本构成及其分布会产生相应变化。学界之外的政治经济力量亦或学界之内认知权威与知识流动，常常借助知识边界的改动而发挥影响。边界具有丰富的潜在利益，因而“它们本身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具体到学术场域内的边界斗争而言，竞争的赌注“常常是一种名称的垄断，带有各种各样的后果——预算水平、职位、信贷等”，对知识边界争端的裁决(如某个问题和某个现象应该恰切地属于哪一个领域、某个学科如何归于某个更上位的知识分类)，也往往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与过程。

　　边界如此关键，那么何为边界?阿伯特认为：“在一个社会空间中，若某一点的临近区域至少包含着两个以上彼此之间存有差异的点，那么这一个点就被称之为边界点。”这些边界点共同构成了边界。此乃一种极为抽象的界定，边界可大致理解为一种差异——差异可以基于某种特质的有无或强弱，也可以是不同特质的组合——因而，将某些特质与内容以不同强度、不同比例、不同方式建构于知识之中的过程即是边界塑造的过程。葛恩瑞(T. F. Gieryn)提出边界建构(boundary-work)的概念，用以分析边界的塑造。在他看来，边界建构即为“将某些精挑细选的特征赋予科学制度(如科学家、科学研究方法、科学价值)的一系列话语实践”。]本文在借鉴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将边界建构界定为：将一些特征赋予某些知识，从而划定、强化、维持、削弱或淡化这些知识同政治、经济、其他知识等不同社会空间之间边界的行动。其他研究者在葛恩瑞的启发下，进行了丰富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边界建构的目的也可能在于资源、权力乃至某种信念。边界蕴藏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其建构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进而有成有败。划界的行动者、利益相关者以及观众(audience)都可能对边界的塑造施加影响，权力、资本与习以为常的观念都可能铭刻入边界之内。

　　对国学学科化进行分析，聚焦于国学边界的塑造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其成败的奥秘可能蕴藏于边界的建构之中。具体而言，为了将国学塑造为一级学科，国学学科化的支持者对国学知识的边界做了何种制度设计、赋予了国学哪些特质?这些边界建构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认可或引发质疑?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分析，对于回答学科何以形成这一问题与理解当下中国的学科制度会提供怎样的启示?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